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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洪殷（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教授）：“拆迁暴富”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，问题是这种现象必须与产业发展、职业转换相结合，否则就会“坐吃山空”。清洁工买30万本田并不错，他毕竟有自己的“职业”，而且对财产的支配方式由自己选择，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的确，有的“拆二代”的生活态度对社会有一定负面影响，但这并不只是“拆二代”才有的，关键是营造社会整体向上的发展氛围，使大家都走上健康消费的轨道。
王晓彬（职员）：有得必有失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虽然他们成了富翁，可也失去了家园，特别是精神家园。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！
韩建平（媒体人）：我们不能以异样的目光乃至仇富的心理去关注他们。农民出让了土地使用权，理应得到相应补偿，而且，不是所有人都因此受惠。我们应该反思的是，是否所有公民的权益都合理、合法地得到了保护？否则，公众对“村民暴富”这类话题，还会抱有异样目光。
陈莹（80后“拆二代”）：一下有了钱，对自己好点很正常。而且，这个新闻只看到了个别现象，夸张了拆迁户的利益。拆迁后的生活确实方便了些，但我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在过，我一直觉得自己*zui踏实。
卢现祥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、教授）：这是典型的一夜暴富后不理性的“超消费”行为，这种短期的消费透支不值得提倡。表面上看，清洁工买豪车是个人理性行为，他也是根据自己的财富状况作出的判断，但对社会而言这是集体不理性。一方面，拿到补偿款的人再去炒房，助推了房价，危害不言而喻；另一方面，加剧了社会不公，增加了不稳定因素。
卢现祥：成百上千万对商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对普通村民而言非同寻常。政府不应该是“钱给你们，就别找我了”，而需要当好理财师。职能部门可规定超过一定总金额分期取款，并保证甚至可适当上浮一点利息，还可用国债、消费券、股票等形式支付给村民，防止恶性循环。（记者杨梅陈志鹏）
北京大望京村去年5月拆迁，一般家庭除几套安置房，至少还有上百万补偿款。一夜暴富后，全村一年新增600多辆私家车（晨报20日A34版）。晨报之前也曾报道，武汉一位原本家境并不富裕的七旬婆婆，一个生日花费了20万元拆迁款。对“拆迁暴富”后的种种现象，我们该怎么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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